分階段有重點持續推進

　　人們對環保的認識總是與不同時期的歷史條件密不可分，德國的空氣污染治理也不例外。從19世紀的工業化過程開始，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德國持續了100多年幾乎不加任何控制措施的廢氣排放過程。即便1952年的倫敦煙霧事件也沒有引起德國的重視，因為當時的德國正處于戰后恢復時期，發展經濟才是第一要務。

　　1961年，德國政治家維利·勃蘭特首先提出“魯爾區的天空必須重新變藍!”的選舉口號。而真正引起人們重視的，是1962年導致150多人死亡的魯爾區霧霾事件。據稱當時部分地區的空氣中二氧化硫濃度高達5000微克每立方米，不少人出現呼吸困難等癥狀。痛定思痛，魯爾區所在的北威州于1964年出臺了德國第一部地區污染防治法，設定了空氣污染濃度的最高限值。1971年，空氣污染治理首次納入聯邦德國的政府環保計劃。1974年，德國第一部聯邦污染防治法正式生效，二氧化硫、硫化氫和二氧化氮都開始執行更為嚴格的污染限值。

　　幾十年來，德國政府不斷制定和完善治理空氣污染的環保法規，歐盟的法規，如涵蓋9種污染物環境標準的《歐洲空氣質量和清潔空氣歐盟委員會指令(2008/50/EC)》也對德國有很大影響。而德國重點控制的空氣污染物則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變化：20世紀60年代主要是煙塵和粗塵，目標是魯爾區的藍天;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成為主要控制對象，原因是影響歐洲的酸雨問題;從90年代中期開始才逐漸重視臭氧;近年來又新增了細顆粒物，即備受關注的PM2.5。

　　德國建標準治理空氣污染

　　回過頭來看，德國治理空氣污染的過程要比人們想象的更為艱巨和復雜，它不僅需要巨額資金的投入，還需要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在贊嘆魯爾區重現藍天碧水的時候，很少有人會去想過去50年德國為了魯爾區的環保和轉型究竟花了多少錢。僅以針對魯爾區的眾多優惠政策中煤炭價格補貼為例，德國政府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每年給魯爾集團近百億馬克的補貼。其他如關閉污染企業、解決失業問題、治理污水、集中整治土地等也得投入大量資金。例如旨在推動魯爾地區生態和經濟改造的“國際建筑展埃姆舍爾公園”(IBA)計劃，從1991年至2000年的120個更新項目就耗資超過800億歐元。

　　空氣污染治理的重點是有針對性地減少和避免空氣污染物質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有害影響，因此，治理空氣污染追求實效最重要，必須直接針對污染源本身來限制和采取措施，不能寄希望于轉移污染排放地或片面追求個別地區的大氣污染物濃度數值達標。前者可以回顧過去數十年高污染企業一直在向發展中國家或不發達地區轉移的事實;而后者則源自于魯爾區加高煙囪，降低了當地空氣中的污染物濃度數值，卻導致半個歐洲下酸雨的惡果。

　　在不斷推進空氣污染治理的過程中，德國非常重視科技的應用。這一方面表現在德國不斷加強空氣凈化處理等環保產業;另一方面也可以從分析研究空氣污染的源頭、應用各種現代化的檢測手段、實時在線監測污染源等舉措得到體現。嚴謹的德國人在執行環保法規方面不打折扣，所以很少有人會想法設法為超標的應報廢汽車造假，以通過年檢繼續使用。而對企業而言，盡可能利用先進技術來使得環保達標也自然成為最好的選擇，因為超標排污交的罰款要大大高于企業自身進行環保治理的費用。除此之外，德國從小開始的環保教育也有重要意義。每個人都來關心身邊的環保問題，肆意排污的行為就沒有生存的土壤。

　　衛生部長陳竺：中國制定嚴格舉措治霧霾

　　去年卸任中國衛生部長的陳竺稱，中國每年有相當于英國布里斯托爾市總人口的人數因致命的空氣污染問題死亡。

　　陳竺同時身為醫學教授和杰出的分子生物學家，他是聲稱經常使中國天空灰蒙蒙的霧霾天氣能致人死亡的最高級別政府官員。

　　陳竺的這一言論出現在與環保部的王金南、馬國霞等人合寫、發表于去年12月《柳葉刀》的文章中。

　　陳竺及該文章的合著者指出：“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和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就空氣污染對健康造成的影響聯合展開調查研究后得出結論：中國每年有35萬人至50萬人因戶外空氣污染過早死亡�！�

　　他還說，空氣污染已經成為“中國人健康的第四大威脅”(僅次于心臟病、食品風險和吸煙)，并且肺癌現在是“中國惡性腫瘤致死的罪魁禍首”。然而，該文章作者援引的數字低于同樣發表于《柳葉刀》的《2010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報告》中的數字。該報告估計，空氣中直徑小于2.5微米的顆粒(PM2.5)僅在2010年一年內就致使120萬中國人過早死亡。

　　陳竺在文章中表示，中國政府現已制定“嚴格舉措”治理霧霾天氣。

　　他在文中寫道：“根據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的研究結果，如果中國城市中細顆粒物的年均濃度達到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中每立方米40微克的一級標準，那么每年過早死亡的人數將下降2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