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成新協議存在諸多挑戰

　　本屆氣候大會重點關注兩個話題，一是新的全球氣候協議將于2014年進入實質談判階段，并預計于2015年達成，2020年之后生效;二是如何在2020年前落實、提高各個國家的減排承諾。

　　聯合國氣候變化官員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Figueres)對此表示，“最新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報告中已經提出過嚴重警告—在過去10多年間，世界已經打破了"碳預算"(carbonbudget)。到2020年，我們需要把氣候變暖控制在2°C以內，為此，發達國家應該擔負更多責任，真正支持發展中國家向低碳經濟過渡。”

　　此次會議中，盡管各方都在為制定合理減排目標而努力，但達成新的全球氣候協議仍存在諸多挑戰，在哥本哈根會議中，發達國家承諾2015年落實300億美元的快速啟動資金，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的中期資金，用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然而，這些資金如何落實卻是一個難題。因此，發展中國家要求發達國家增加投資，并制定可行方法來落實資金。

　　而一些發達國家為應對氣候變化所做的努力明顯不夠。

　　共同推進國際合作應對氣候變化

　　最新科學研究報告顯示，1880年至2012年期間，全球陸地和海洋表面平均溫度上升了0.85攝氏度，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冰川和積雪融化加劇，水資源分布失衡，生態系統受到威脅。氣候變化還引起海平面上升，海岸帶遭受洪災、風暴等自然災害影響更為嚴重。

　　中國人口眾多、氣候條件復雜、生態環境整體脆弱。氣候變化已對中國的糧食安全、水安全、生態安全、能源安全、城鎮運行安全以及民眾生產財產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據悉，該戰略由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農業部、氣象局、林業局等九部門歷時兩年多聯合編制完成。發改委指出，作為中國第一部專門針對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的戰略規劃，《戰略》在充分評估氣候變化對我國當前和未來影響的基礎上，明確了國家適應氣候變化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原則，提出了適應目標、重點任務、區域格局和保障措施，為統籌協調開展適應工作提供指導，對提高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綜合能力具有重大意義。

　　《戰略》顯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平均每年因極端天氣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死亡2000多人。《戰略》在充分評估了氣候變化當前和未來對中國影響的基礎上，明確了國家適應氣候變化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原則，提出了適應目標、重點任務、區域格局和保障措施，為統籌協調開展適應工作提供指導。

　　《戰略》提出了2020年前中國適應氣候變化的三大目標：適應能力顯著增強;重點任務全面落實;適應區域格局基本形成。并要求各地方和部門要調整完善現行政策和制度安排，建立健全保障適應行動的體制機制、資金來源、技術支撐和國際合作體系。

　　應對氣候變化是中國內在需求 力挺巴西提案

　　解振華18日在“中國角”的一個主題邊會上表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所有措施是出于內在需求，也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解振華指出，應對氣候變化和中國正在做的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非常一致。從發達國家的歷程看，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過程和經濟增長，溫室氣體排放隨之增加，但是在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也達到一定程度后，排放量會達到峰值然后穩定降低。

　　他說，中國現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6000多美元，人均排放6噸多，但這并不意味著還可以大幅度增加排放。中國希望走綠色低碳的發展道路，找到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的最佳結合點，比較早地出現峰值，而且要走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巴西代表團日前發布了一個備受各方關注的提案。該提案的主要內容是邀請IPCC基于1850年后的各國排放情況來確定一套方法學，評估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歷史責任，并將相關數據作為制定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協議的參考。

　　這一提案得到“77國集團加中國”的支持，但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以該工作會拖慢各方達成應對氣候變化新的全球協議的進程為由反對這一提案。目前，該提案還沒有被列入德班平臺的談判文本，其進展問題受到各方關注。

　　解振華指出，巴西的提案旨在從大的宏觀原則上來評判應對氣候變化的歷史責任，目的是進一步證明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是過去200多年西方發達國家無約束排放二氧化碳造成的溫室氣體增長。雖然發展中國家此后的發展也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但應該說現在所出現的氣候變化問題主要是由發達國家的歷史排放造成的，這一點毋庸置疑。因此他贊成巴西的立場，并呼吁發達國家正視歷史、正視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