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食品安全犯罪的類罪歸屬值得商榷

　　我國刑法將食品安全犯罪在類罪中歸于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有待商榷。因為食品安全犯罪所侵害的客體既包括食品安全法所規定的食品安全監管秩序，也包括不特定的多數人健康權利和生命安全。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危害性不僅在于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而且危害了社會公共安全。刑法將食品安全犯罪歸類為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犯罪，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其社會危害性。因此，為了更好地體現刑法對社會公共安全的保護，筆者建議可以考慮將食品安全犯罪歸類于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操作性不強

　　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罪狀描述以“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經省級以上衛生行政部門確定的機構鑒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導致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標準的有害細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應認定為刑法第143條規定的“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刑法修正案(八)已經將刑法第143條中的“疾患”修改為“疾病”)。以上規定對何為“嚴重食物中毒事故、嚴重食源性疾病”，并未作出明確規定，“超標準的有害細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規定明顯適用范圍過窄(如速生雞事件中，養雞場是超標使用國家允許的抗生素、激素等)。

　　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條文中同樣存在類似問題。刑法修正案(八)對于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狀描述為“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如果生產者摻入的有毒、有害物質屬于食品原料，而不是非食品原料該如何定罪?一個常見的情況就是食品生產者或銷售者在食品中超標添加了過量的食品添加劑，足以造成對人身健康的傷害的情形，根據以上規定則無從處罰。因此，從準確性、周延性角度考慮，建議將“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修改為“有毒、有害的物質”。

　　三、食品安全犯罪罪名有待擴展

　　我國刑法沒有規定對行為人危險食品在銷售之前被查獲應該如何處理，可以考慮借鑒瑞典、意大利等國刑法的規定，增設非法持有、運輸危險食品罪的條文。即如果行為人(如物流企業)主觀上知道自己所持有、運輸的危險食品可能會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為通過銷售、運輸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而在客觀上實施持有、運輸的行為，就應當認為具有社會危害性。如刑法增加該條款(可考慮設置一定貨值或數量)，則可在一定程度上切斷不安全食品的物流運輸鏈條。此外，還應參照歐美、日本、香港等地的食品召回制度增設拒不召回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罪。該罪是一種不作為犯罪，是指食品的生產者、銷售者發現不符合安全標準存在安全問題或隱患的缺陷食品后，負有停產、召回有缺陷食品的義務，若不履行召回義務，沒有召回或沒有及時召回存在有缺陷的食品而使危害結果進一步擴大的行為。

　　四、增設食品安全犯罪主體資格刑

　　食品安全犯罪的主體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單位。我國刑法在針對單位的刑種配置上只有罰金刑一種，不利于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因而有必要增設適用于單位犯罪的資格刑，如法人解散。而對犯罪的個人也可以處以一定期限時間的禁止從事食品的生產與銷售的資格刑，對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則處終生禁止從事食品的生產與銷售的資格刑。

　　此外，我國需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與國際標準接軌，制定統一的食品安全標準，從而明確監管職責，強化監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