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日益增強，科技發展水平穩步提高，中國科學家屢屢斬獲各類國際科技獎項。
　　
　　屠呦呦
　　
　　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
　　
　　2015年10月，中國中醫科學院藥學家屠呦呦獲得當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屠呦呦受中醫藥典籍啟發，找到提取青蒿素的方法，為全球抗擊瘧疾作出巨大貢獻。這是中國科學家在中國本土進行的科學研究首次獲諾貝爾科學獎，是中國科學界迄今所獲最有影響力的世界大獎。
　　
　　“作為一名科學工作者獲得諾貝爾獎是個很高的榮譽。青蒿素研究獲獎是當年研究團隊集體攻關的結果，是中國科學家集體的榮譽，也標志中醫研究科學得到國際科學界的高度關注和認可，這是中國的驕傲，也是中國科學家的驕傲。”屠呦呦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說。
　　
　　上世紀60年代，引發瘧疾的寄生蟲——瘧原蟲對當時常用的奎寧類藥物已經產生了抗藥性。1967年5月23日我國啟動“523”項目，動員全國60多個單位的500名科研人員，同心協力，尋找新的抗瘧疾的藥物。時年39歲的屠呦呦，成為課題攻關的組長。
　　
　　當時，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個世界公認的難題，從蒿族植物的品種選擇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廢，從浸泡液體的嘗試篩選到提取方法的反復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輕的同事們熬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體會過無數次碰壁挫折。
　　
　　“后來，我想到可能是因為在加熱的過程中，破壞了青蒿里面的有效成分，于是改為用乙醚提取。那時藥廠都停工，只能用土辦法，我們把青蒿買來先泡，然后把葉子包起來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實驗，我們才真正發現了有效成分，經過實驗，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對鼠虐猴虐的抑制率達到了100%。為了確保安全，我們試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試毒。”屠呦呦說。
　　
　　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開的“523”項目工作會議上報告了實驗結果;1973年初，北京中藥研究所拿到青蒿結晶。隨后，青蒿結晶的抗瘧功效在其他地區得到證實。“523”項目辦公室將青蒿結晶物命名為青蒿素，作為新藥進行研發。幾年后，有機化學家完成了結構測定;1984年，科學家們終于實現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像青蒿素這樣的研究成果來之不易，我們還應該繼續努力。”屠呦呦說，“因為做了一輩子，希望青蒿素能夠物盡其用，也希望有新的激勵機制，讓中醫藥產生更多有價值的成果，更好地發揮護佑人類健康的作用。”
　　
　　陳宇翱
　　
　　菲涅爾獎得主
　　
　　2016年7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陳宇翱教授獲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會的原子分子光物理委員會青年科學家獎，獲獎原因是他在量子信息與量子模擬領域的貢獻。此前他因在量子信息研究領域的貢獻獲歐洲物理學會2013年度菲涅爾獎。菲涅爾獎以19世紀偉大的光學家菲涅爾命名，這是授予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青年科學家的最高榮譽，每兩年頒發一次。
　　
　　陳宇翱是我國近年來涌現出的優秀青年科技人才，他曾于1998年在第29屆國際中學生物理奧林匹克競賽中獲得實驗第一和總分第一，同年進入中科大深造。在校攻讀本科和碩士學位期間，他開始進入量子信息科研領域，并合作搭建了世界上首個五光子糾纏實驗平臺，奠定了我國在多光子糾纏操縱方面的國際領先地位。
　　
　　2008年，陳宇翱獲得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學位。2011年底，陳宇翱回國工作，這其中固然有他的恩師、中國量子“領軍人”潘建偉的感召，最重要的還是感受到祖國對于青年科技人才的“拳拳之心”。
　　
　　此后，陳宇翱主要致力于基于光子和超冷原子操縱的可拓展量子信息處理研究，并在國際上首次成功制備出八光子薛定諤貓態。
　　
　　有量子“夢之隊”之稱的中國量子研究團隊，利用世界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先后完成了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從衛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鑰分發和從地面到衛星的量子隱形傳態實驗。原定兩年完成的三大科學目標，不到一年提前完成。這三項量子實驗將會是未來全球量子網絡的核心組成部分。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說，這標志著中國量子通信研究“全面領先”。
　　
　　在這個量子“夢之隊”中，陳宇翱承擔重任。他三年前接受采訪時坦承，中國在超冷原子的研究上還“比較落后”，“我們還在追趕”。但短短幾年間，他們從“跟跑者”變成了“領跑者”。
　　
　　9月29日下午，陳宇翱任總工程師的世界首條量子保密通信干線——“京滬干線”正式開通。這條歷經42個月建設、全長2000余公里的量子通信骨干網，在北京與“墨子號”量子衛星連接，構建起全球首個天地一體化廣域量子通信網雛形。隨著“墨子號”量子衛星和“京滬干線”的成功研制，中國已經邁入國際量子科研與應用的最前沿。
　　
　　姚檀棟
　　
　　維加獎得主
　　
　　2017年1月，中國科學院院士、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長姚檀棟因在青藏高原冰川和環境研究方面做出的貢獻獲維加獎。姚檀棟是首位獲此獎的中國科學家，也是獲此榮譽的首位亞洲科學家。
　　
　　維加獎由瑞典人類學和地理學會設立，以表彰對全球地理研究做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每三年評選一次。瑞典人類學和地理學會主席斯滕·哈格貝里表示，姚檀棟對“第三極”的冰川、季風以及環境的基礎性研究對我們了解氣候變化至關重要，不僅因為該研究是涉及20多億人口的全球性課題，更因為該研究使我們“更好地了解氣候變化的過程”。“第三極”是科學家對青藏高原相關地區的稱呼，因為這里是南極和北極外的世界最高極。
　　
　　“環境變化是個長期過程，從自然環境變化到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及其疊加效應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姚檀棟說，希望通過分析氣候變化的過程及其復雜性，判斷目前所處階段，掌握氣候變化趨勢，進而預測環境變化可能對人類產生的影響，避免冰崩等災害現象危及人們的生產生活。
　　
　　他指出，“第三極”地區是環境脆弱地區，在該地區搞建設需要考慮環境的不確定性。對這種不確定性加以研究可以更好地服務“一帶一路”以及青藏高原生態文明建設等相關工程。
　　
　　從當年做博士生到現在將自己的導師納入合作團隊，過去20年間，姚檀棟與美國、法國、德國、印度、尼泊爾和日本等幾十個國家的科學家開展合作，研究青藏高原環境變化及影響。在這個西方發達國家長期研究并領先的科研領域，姚檀棟及其團隊的科研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
　　
　　“我們將自己以及周邊國家的地緣優勢與西方科學家的知識和技術結合在一起打造出高水平的合作？從而使研究結果與國際接軌。”姚檀棟說。
　　
　　“當然，高水平的科研一定要有經濟基礎的支撐，需要國家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目前對科研事業的投入和對科學的支持為高水平基礎研究創造了良好條件，”姚檀棟自豪地說，“從學習、到合作再到主導，我們對科學問題的認識、理解和把握，也到了可以做出一些成績的時候。”
　　
　　他指出，經過30多年進取，中國科學家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也逐漸獲得了組織和協調國際大型科研的能力。但他同時提出，中國科學家還可多多學習西方國家自省、自新式的創造性研究。
　　
　　姚檀棟說，他的下一個科研目標是研究“泛第三極環境”的氣候和環境變化。他希望在更廣的范圍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更好地掌握氣候變化的過程。
　　
　　王貽芳
　　
　　龐蒂科夫獎得主
　　
　　2017年2月，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獲龐蒂科夫獎。該獎由俄羅斯杜布納研究所設立，頒發對象是全球中微子實驗領域的科學家。
　　
　　有“幽靈粒子”之稱的中微子，以近似光速悄無聲息地穿行于地球，在科學家眼中，中微子的神秘面紗每掀開一層，都能讓人們向宇宙終極法則更接近一步。相關研究在最近28年間已4次斬獲諾貝爾獎。
　　
　　王貽芳領導的大亞灣反應堆中微子實驗2012年發現了一種新的中微子振蕩模式并精確測量到其振蕩概率。這一成果入選《科學》雜志評選的“2012年度十大科學突破”，并被美國同行譽為“中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物理學成果”。他先后獲得2014年潘諾夫斯基實驗粒子物理學獎、2015年日經亞洲獎、2016年基礎物理學突破獎等國際獎項。
　　
　　1963年出生的王貽芳，1984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同年赴歐洲核子研究中心丁肇中領導的團隊深造;1992年獲佛羅倫薩大學博士學位，先后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工作;2001年底，作為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入選者回國工作;2004年入列“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2013年入選中組部“萬人計劃”杰出人才。
　　
　　如果把大亞灣實驗比喻為載人航天，那么接下來應該就是載人登月和深空探索。王貽芳說，大亞灣實驗的成功使我國的中微子物理研究向前邁出了一大步，繼續探索中微子未解之謎，將是我國相關研究實現跨越式發展和全面領先的機遇。
　　
　　比如，反物質去了哪里？科學家在研究宇宙的過程中，始終未能找到答案，有人甚至稱其為宇宙最大謎團之一。在目前的科學研究中，中微子最有可能解釋反物質消失之謎。
　　
　　王貽芳說，中國在中微子領域的研究從無到有走過了十幾年。如果說大亞灣實驗測到的θ13是起步的話，那么正在建設的江門中微子實驗很有希望確定中微子的質量順序從而實現跨越。未來建造所有高能物理學家的夢想——高能粒子加速器并測量CP破壞，將達到國際領先水平。“一旦走完這條不尋常的路，中國必將在中微子研究領域站在世界的最前沿。”
　　
　　“今天的科學，將是明天的技術。”王貽芳說，這是一幅漫長的路線圖，是對過去成功經驗的信心，是對現在新的科學目標的承諾，更是對未來廣闊前景的展望。
　　
　　鄭永春
　　
　　卡爾·薩根獎得主
　　
　　2016年5月，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的行星科學家鄭永春獲得美國天文學會行星科學分會頒發的卡爾·薩根獎，獲獎原因是他在行星科學研究和科學傳播方面的貢獻。
　　
　　鄭永春主要從事月球及行星地質和環境研究，參與了“嫦娥”探月工程。在科研工作之外，他經常到中國科技館、北京天文館和大中小學做科普講座，還在各類科普雜志和公共媒體上發表了大量科普文章，并出版了科普著作《飛越冥王星》。
　　
　　“科普是每一位科研人員的責任和義務，”鄭永春說。一方面，科研經費來自國家投入的民眾納稅，科學家有義務向公眾說明這些經費投入之后有什么樣的成果，分享科學探索的樂趣。另一方面，社會各階層特別是青少年學生對科學傳播有巨大的需求，科學家要滿足這些需求。科學家對科學的理解相對更深刻，可以向青少年傳遞勇于探索的科學精神，有利于他們成長。
　　
　　“科普不僅僅是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傳遞科學精神，用科學的方法尋找事實和證據，根據邏輯推理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鄭永春說，科學的聲音越響亮，“行星大十字災難預言”“2012世界末日”等偽科學就越沒有流傳的空間，社會就會變得更加理性、平和。
　　
　　“科普肯定會占用原本用于科研的時間。”鄭永春說，“相比青少年對科學的渴求，我認為在科普上的付出是值得的，國家投入的科普經費具有非常深遠的社會效應，甚至影響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科學家做科普既需要掌握與公眾交流的技巧，也需要足夠的勇氣。鄭永春做出的這個選擇，正是卡爾·薩根本人當年的選擇。薩根因為熱心科普，在科學傳播領域的名氣太響亮，被一些天文學界同行嘲笑為“不務正業”。
　　
　　“但是科普也有重要意義，”鄭永春說，“像前段時間引力波的發現，科幻大片《火星救援》《星際穿越》的科技背景解讀，會激發許多人投身科學的熱情。”
　　
　　鄭永春還說，不僅僅是孩子需要科普，許多成年人，甚至科學家自身許多時候也需要科普，因為在各學科高度專業化的今天，一名科學家在其研究領域以外的認知跟普通人可能并沒有明顯差別。
　　
　　“在宇宙面前我們都是無知的。科學領域沒有權威，只有對錯之分。”鄭永春說，“科學本身就是在不斷進步的，現有的認識以后可能被推翻。中國非常需要科學家主動走向公眾，在廣闊的社會大舞臺上發出科學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