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和9月，“綠色傳媒研究獎學金班”的第一、第二期落下帷幕。這項公益培訓計劃是由南方周末發起，合作機構有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中國傳媒大學健康與環境傳播研究所，共有逾四十家媒體的一線環境編輯、記者和管理者參加，近二十名環境、傳媒等領域的高級官員、權威專家親臨授課。在這場專業領域的饕餮盛宴中，授課老師都提出了獨到見解。在此摘錄重點，以饗讀者。

　　現在學界已有共識，約10%的疾病完全由遺傳產生，剩下是環境或環境和遺傳交互作用產生的，可見環境對于健康造成的影響很大。不過，對于醫學界來說，遺傳以外的都叫環境，例如生活方式、飲食結構等。環境學界更關注的則是環境污染。

　　可我們在談到環境對人體健康危害時，容易出現謬誤。例如媒體常常報道的癌癥村，有張1990年代中國患腫瘤死亡的人數地區分布圖顯示，沿海一帶得腫瘤的人數高，但這不能說明沿海一帶更容易得癌癥，也不能進一步推斷，沿海發達地區空氣污染比較嚴重，進而導致癌癥較高。

　　其實，沿海地區腫瘤死亡人數高至少有三個原因：第一，沿海地區人口基數高;第二，沿海發達地區醫療水平更高，死因登記制度更完善，登記因癌癥死亡的較多;第三，沿海發達地區人均壽命長，壽命越長，因癌癥而死亡的可能性越高。

　　和癌癥村一樣，我們不能簡單定義各類環境健康問題。環境健康研究首先要準確地識別導致人體健康問題的環境因素，然后定量評價環境因素的健康風險以及經濟和社會代價，從而為制定控制措施提供理論基礎，將健康風險、經濟和社會代價控制于合理范圍。

　　環境健康圍繞著“污染源-環境-人體內環境-健康效應”這條主線開展研究。為探究這一個主線，過去幾十年里，環境健康已經發展成為較為完善的學科，主要有環境毒理學、環境流行病學和環境暴露學三個學科。

　　毒理學是最早發展起來的學科，研究者將污染物加在動物模型如小白鼠或是細胞上，觀察動物身體和細胞的反應。但動物實驗的結論也不能直接推斷到人體。所以，在環境和公共衛生政策的制定時，主要依賴環境流行病學研究結果，也就是在真實的暴露條件下，以人作為研究的對象。

　　流行病學研究觀測健康效應包括急性和慢性。例如，醫院的急診人數跟空氣污染濃度間的相關性，這是急性效應;而有的呼吸性疾病跟PM2.5之間的關系要追蹤十幾年后才能發現，這是慢性效應。如今我們討論PM2.5的基礎都源于美國哈佛六城市和癌癥協會十幾年、幾十萬人的隊列研究(這兩者均為空氣污染健康效應研究經典案例)。在這兩大重要的流行病學調查基礎上，美國制定了空氣質量標準，世界衛生組織也提出了空氣質量的指導值。

　　環境暴露學則是新發展起來的學科。暴露指的是人體跟環境接觸的過程，包括呼吸系統、皮膚和食物三個主要途徑，戴口罩、使用凈化器都是減少暴露的措施。我們每天的暴露都對未來的健康產生影響。甚至在出生之前，父母受到的環境污染暴露導致的損傷可能遺傳到第二代。如果把每一個人一生中對空氣污染、輻射、病毒等各種暴露都記錄下來，例如利用智能手機記錄空氣污染濃度、運動和飲食情況等，有可能預測未來的健康狀態，這個稱為暴露組或暴露組學的概念。

　　目前在對空氣污染的健康效應研究上，顆粒物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研究者已嘗試將流行病學和毒理學研究結合起來。人也可像老鼠一樣參與控制暴露實驗。當然，這些研究開展前需要經過非常嚴格的倫理說明，以表明實驗不會對人體產生持久性健康危害。

　　北京大學曾設計過一個30立方米的空氣污染暴露艙，可是我們發現志愿者在暴露艙待了兩個小時以后，指標的變化很奇怪。這或許是因為室外空氣污染和暴露艙內并無差別，甚至濃度更高。

　　新的研究方法也在發展。比如越來越受到重視的定組實驗——關注污染物濃度改變時，對特定人群體內指標的影響，這些指標不一定要到得病的程度，在流行病學里叫做冰山效應。因為我們能夠觀測到的比如死亡率、發病率等，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健康危害在身體里面已經產生，只是還沒體現出來。

　　例如在外部污染影響下，兒童的肺功能會受到損傷。我們在北大附小邀請了40位健康的小學生，每天中午采集尿樣、吹氣、做肺功能檢測。孩子吹出來的一氧化氮正是顆粒物導致兒童呼吸系統炎癥的指標，結果表明，其中產生炎癥主要的化學成分是黑炭。

　　中國的空氣污染濃度很高，目前我們參照的世界衛生組織指導值還是基于歐美在低濃度下的研究結果，缺乏高濃度水平下的研究結果。此外，顆粒物對呼吸系統、心血管系統、免疫系統、生育系統等產生的影響及其機制非常復雜，很多尚未研究清楚。顆粒物中不同組分的毒性、多種大氣污染物，例如臭氧和細顆粒影響人體健康的協同機制都亟待研究。

　　環境健康是受到關注卻又敏感的話題，官方的信息發布還是比較保守。相較于十年前，官方的態度已有很大轉變，政策制定時已會強調環境問題引起的健康影響，近五年已有非常多的科研經費投入到健康領域。

　　依然值得呼吁的是，我們還缺乏高質量的環境監測數據。前幾年我們很難從監測站拿到數據，即使有合作也很難。新的空氣質量標準實施之后容易一些了。不同城市的技術水平和數據可靠性、質量控制也有差異，甚至還有城市曾經修改過數據。未來也期待環境健康可與超級監測站的監測數據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