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地方政府對食品安全負總責，企業是第一責任人。然而，政企關系在不同階段存在差異。在計劃時代，政府為滿足民眾基本需求，將食品看做福利事業，用行政命令手段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政府通過產業政策扶持國有食品企業發展，同時引導社會投資。而當市場發育較為成熟后，政府主要行使監督管理職能。可見，政府角色經歷了從所有者到經營者再到監管者的轉變，這是我們必須具有的歷史縱深感。從某種意義上說，強大的監管必定以強大的產業為基礎，強大的產業通常催生強大的監管。

　　政府監管的根本目標是糾正市場失靈，監管是市場機制的補充而非替代，市場本身是監管活動存在的基礎。如果產業不發展，那也就失去了可監管的條件。監管政治學的基本假設是：食品安全狀況具有深層次經濟社會背景。從技術層面上說，食品質量安全的組成要素包括檢驗檢測、生產過程與消費使用三部分，其責任主體分別是監管部門、企業和消費者。

　　然而在制度慣性作用下，我國監管部門存在“包打天下”的思維。問題在于，當計劃體制已經被打破，新的監管體系尚未完善時，政府沒有能力應對所有風險。由于監管部門缺乏足夠的人力、物力，其不得不通過注冊、發證、抽檢等“一次性監管”的靜態方式來嚴控企業資質，而不是采取多元化的動態監管手段，因此缺乏威懾力。政府應該想著如何從源頭上優化市場機制，而不是在積重難返之后進行末端治理。

　　盡管我國已實現糧食“九連增”，但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外資企業正在一步步占領我國主糧、食用油等市場。現實中已經出現多次國內產業因個別產品安全問題而集體失去消費者信任，國外同類高價產品瘋狂涌入的事件，最終利益受損的還是每一位消費者。因此，我們在食品領域面臨的不僅僅是質量安全的問題，還包括糧食安全等戰略性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社會應該對食品安全問題具有適度的寬容。寬容并不是縱容，而是更加理性地看待風險，牢記“食品安全風險只能盡量降低，無法徹底消減”的理念。

　　總之，食品安全并不是簡單的產品質量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命題，有深層次制度背景。我們應當重新反思當前的一些做法，例如政府應該為企業服務，鼓勵其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自律水平。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應發揮更為基礎的作用，而不是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政府監管那里。民眾則應該理性看待風險，不能動輒將整個產業“一棍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