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醫生想檢查病人是否發燒了，但他卻沒有溫度計。

　　這個尷尬的場景正是衛生監督部門與自來水廠的寫照：各地疾控中心負責檢測飲用水出廠水質，據中國疾控中心環境與健康相關產品安全所研究員鄂學禮介紹，全國上千家疾控中心只有約15家可以檢測生活飲用水新國標中全部106項指標。

　　生活飲用水新國標為強制性標準，在2007年就已實施，不達標的飲用水生產企業將受到行政執法部門的制止和處罰。因考慮檢測能力不足，標準設立了五年過渡期，全部指標最遲于2012年7月1日實施。

　　而今大限已過，衛生部卻給出了另外的時間表：到2015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對106項指標的檢測能力才能實行全覆蓋。

　　尷尬的場景還在延續：從水源地到水龍頭，至少有5個政府部門、9部標準和規范對水質作出了規定，然而，你依然難以得知家里的水是否衛生。

　　“打仗無槍”

　　鄂學禮是新國標——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的主要制定者，他戲稱不具備檢測能力就是“打仗無槍”。

　　新國標具有中國特色，106項指標中有42項常規指標，64項非常規指標。

　　自來水廠對出廠水水質的頻繁檢測是管好“水龍頭”的基本要求。新國標規定：9項指標每日不少于一次，42項常規項目每月不少于一次。

　　然而，市民支付了水費，對水質卻難以知情。7月1日，新國標全部指標強制執行之日，兩名南京人向全國33個城市的35家自來水公司申請政府信息公開，要求曬一曬當天自來水的“檢測項目及各項檢測數據”。15個工作日后，僅北京、福州和太原提供了數據。

　　實際上，在媒體追問之下，2012年5月，住建部給出的城市自來水廠出廠水質達標率為83%。

　　這甚至連業內人士都不信服。“你信嗎?你信嗎?”研究飲用水處理工藝的中國膜工業協會副理事長藍偉光在電話中一連兩個反問。

　　衛生部公布的官方數據也是83%，這是2011年衛生部和住建部對1400多家水廠聯合開展的抽檢結果。

　　住建部在全國40多個城市設有供水水質監測中心，其中已有20多個具備全指標檢測能力，檢測能力強于衛生系統。不過，衛生系統認為自己是第三方監督機構，住建系統的水質監測中心和水廠是“一家人”，屬于“行業”監管。

　　衛生部門對于檢測體系遲遲不能完善很無奈，原因也很簡單：沒錢。

　　“自來水公司由地方管，水價由各地定。衛生監督的實驗室也應由地方財政投入。”鄂學禮說，“各地的檢測能力和經濟實力成正比，西部省級疾控中心尚不能檢測全部指標，東部的地級市，如無錫、蘇州、東莞和深圳等早已具備檢測能力。”

　　2011年底，衛生部頒布《全國城市飲用水衛生安全保障規劃(2011-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包括水質檢驗設備投資等預計總投資82億元，但“由地方政府負責落實”。

　　“衛生部窮，檢測體系弱，那么當時(指新國標制定時)為什么不喊?會哭的孩子多要奶啊，為什么現在才提?”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占生嘆氣。

　　據無錫市疾控中心周偉杰副主任醫師介紹，經歷了太湖藍藻爆發事件的無錫耗資上千萬購置了實驗設備，并引進碩士以上學歷的檢驗人員，到2009年即可檢測全部指標。每份水樣全指標檢測耗時一兩個月，耗資三萬多元，費用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擔。

　　即便在發達地區，如此高昂的檢測費用也限制了檢測次數。根據新國標，地表水為水源地的全指標檢測一年只有兩次，地下水為水源地的只有一次。這也就意味著合格具有偶然性。“95%的合格率，是指檢測100次，只有5次不合格，我們呢，1次就合格了。”王占生說。

　　如果作為第三方的衛生系統的檢測能力一直不能完善，又沒有一家自來水廠公布自己的水質不達標，飲用水的達標情況將成為水廠自說自話甚至不能“擅自發布”的內部資料。

　　某自來水廠的經理曾向王占生訴苦，出廠水有異味，但該市要申請環保重點城市，領導不讓報。“老百姓都蒙在鼓里喝下去了!只有發現臭味，才會舉報。”王占生非常痛心。

　　這種信息不對稱極易引起恐慌。2012年2月，鎮江市民發現自來水出現異味，自來水公司稱因消毒而“加氯過量”，市民出現了第一次搶水;查明是韓國化工船舶泄漏宣告污染解除時，又引發了市民甚至周邊城市的第二次搶水。

　　新國標一拖二十年

　　回看飲用水標準修訂的坎坷歷程，可以理解為何檢測體系建設一拖再拖。我國第一部飲用水國標頒布于1985年，修訂于2006年，一拖二十年。

　　早在1990年代，檢測人員就發現飲用水中存在舊標準中未列入的污染物，舊標準也與發達國家同類標準差距較大。72歲的蔡祖根是標準的修訂人之一，據這位江蘇省疾控中心老主任醫師回憶：“九十年代末衛生部組織標準修訂，但標準的主管單位不明確，沒有批。”

　　我國飲用水管理向來被稱為“多龍管水”，一直沒有法律界清各個部門職能。雖然我國的飲用水標準是“抄”國外的標準，按照業內人士的說法，遲遲沒有“賦予誰抄的權利”。

　　衛生部在2001年被迫頒布了《生活飲用水水質衛生規范》，但實施范圍有限。住建部隨之制定行業的《城市供水水質標準》，由于均參考世界衛生組織和發達國家的標準，二者差異不大。加上1985年的國標，飲用水標準出現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國家標準化主管部門和衛生部、建設部未能協調一致，及時修訂密切關系人民切身利益的水質標準，令廣大衛生工作者和給水工作者十分不解和著急。”2004年，王占生和蔡祖根寫了《關于盡早修訂和頒發<飲用水水質標準>的建議》，并聯合了2名院士和17名教授、研究員簽字，提交到了人大環資委。

　　王占生至今仍珍藏著那份建議和簽名，盡管他也不能確認上書起到了多大作用。“老大難，老大同意，就不難了。”

　　與此同時，第三軍醫大學在重慶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流經城區的嘉陵江和長江水甚至重慶的出廠水中，竟有近百種有機污染物。2005年國家主要領導人對此作出批示。

　　形勢終于在2005年發生了轉變，國務院辦公廳頒發通知，要求“要盡快制訂既符合我國國情，又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軌的飲用水水質國家標準”。

　　北京奧運會促使落后的標準迅速與國際接軌。“國際奧組委認為我國1985年的標準要求太低，新標準如果得不到認可，奧運就執行世衛組織的標準。”鄂學禮說。拖了漫長的二十年后，新標準修訂任務突然變得急迫，2006年標準即修訂完成。

　　如今標準實施已經五年，按照《標準化法實施條例》五年的復審周期，新標準已經老了，需要再次修訂，但監管部門的檢測體系尚未完善，這令王占生和蔡祖根兩位老先生扼腕嘆息。“五年足夠準備了，現在又要三年?”蔡祖根說。

　　缺乏一部法律，這是蔡祖根認為導致飲用水標準執行不力的主要原因：“美國的《安全飲用水法》保障了飲用水標準的實施，也規定了各部門的職能，由公共供水機構公布水質監測信息。而我國飲用水有關的法律，分散在各個法規中，層次低，力度小。”

　　國標“超前”?

　　達標只是最低要求，檢測體系遲遲不能完善，有觀點認為新國標與國際接軌，似乎“過于超前”。

　　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環境水質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研究團隊在35個重點城市100多家水廠的研究發現，有十幾項標準中的指標，各地均未檢出。“指標的管理應該是動態的。有的指標比如一些農藥，我國禁用多年，環境中檢測不到，今后修訂標準時可以去掉。同時，高風險的物質要考慮列入標準。”實驗室主任楊敏解釋道。

　　鄂學禮對這個研究結果并不意外：“一個省有一兩個全指標檢測的實驗室，地級市檢測42項常規指標和重點控制指標，縣級市只要檢測常規指標就可完成基本任務。”

　　“過于嚴格?不嚴。”在參與了所有標準修訂技術研討會的蔡祖根看來，有些常規指標的限值卻“顯然偏寬”。新國標中，渾濁度被列為感官指標，限值是1度，在水源和技術限制時則放寬到3度。而美國的渾濁度卻被列入最為重要的微生物學指標，水廠自檢時95%的水樣不能超過0.3度，任何時候不能超過1度。“渾濁度不僅僅是感官指標，還是重要的綜合指標，水中的懸浮物會吸附微生物、重金屬和有機物。”蔡祖根表示出一絲擔憂，認為現在就應著手修訂個別指標的限值。

　　“偏寬”的常規指標的超標率卻也最高。根據2010年全國104個城鎮284個水廠的調查，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和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質監測中心聯合撰寫的評估報告稱，在21項不合格指標中，排名靠前的分別是渾濁度、氨氮和耗氧量(CODMn)，超標的不乏發達地區的水廠。

　　在經過管道或是二次供水后，渾濁度還會上升，但這都不是超標的理由。在水源水質很差的嘉興市，據市水務集團提供的材料，實施深度處理項目后，渾濁度甚至降到0.1度。取消屋頂水箱和和管網改造后，管網末梢水質合格率均在99.9%以上。

　　常規指標檢測方法也較為容易，但按照衛生部部長陳竺的新時間表，地級和縣級的常規指標覆蓋目標也得到2015年才能實現。如果到2015年檢測能力依然不能完善呢?情況不得而知。

　　“我想問問領導，你有沒有喝自己認為合格的水?一個城市不解決民生問題，讓老百姓自己解決?”79歲的王占生多年來頻繁接受媒體采訪，作為專家，他覺得“不喊就有責任”。最近，他反復稱贊住建部頒布的《全國城鎮供水設施改造與建設“十二五”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因為其中規定了“行政首長問責制”以及“土地出讓收益……優先用于供水設施改造和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