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頻頻曝光砷、鎘、鉛等重金屬的污染，這種受污染的土地，猶如隱形殺手，已成為整個社會無法回避的焦慮點。

　　這種土地的形成系因土地受到采礦或工業廢棄物或農用化學物質的侵入，惡化了土壤原有的理化性狀，其結果是土地生產潛力減退、產品質量惡化并對人類和動植物造成嚴重危害。

　　早在2006年，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聯合啟動了首次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預算資金達10億元，計劃2010年完成。時至今日，其具體調查結果仍未公布，但對土壤污染的現狀，官方口徑一致：“我國土壤污染的總體形勢不容樂觀。”

　　在中科院生態修復中心主任陳同斌看來，土壤污染已嚴重制約我國土地的開發利用，對土壤資源可持續利用產生了巨大壓力。因此，全面啟動全國范圍內土壤修復工作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日前，由環保部牽頭制定的《全國土壤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已進入國務院審批程序，有望于近期正式對外公布。根據規劃，“十二五”期間，用于全國污染土壤修復的中央財政資金將達300億元。

　　土壤之殤

　　近年來，伴隨我國工農業的快速發展，土地不斷遭到各種污染的傷害，主要集中在農村農田污染和城市工業用地污染兩大塊，而按污染源不同，土地污染可分為工業污染、交通運輸污染、農業污染和生活污染四類。

　　重金屬污染是工業污染中最嚴重的一塊，根據國家環保部門組織的《典型區域土壤環境質量狀況探查研究》調查顯示，珠三角部分城市有近40%的農田菜地土壤重金屬污染超標，其中10%嚴重超標。長三角有的城市連片農田受多種重金屬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喪失生產力。

　　陳同斌的研究結論是，重金屬污染在北方是零星分布，而在南方則比較密集。

　　去年2月，環保部部長周生賢在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會議上說，從2009年至今，我國已有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屬污染事件。這些事件涉及安徽、河南、湖南、福建、廣東等十數個省份。

　　而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的資料則顯示，我國重金屬污染中，最嚴重的是鎘污染、汞污染、血鉛污染和砷污染，“其中，受鎘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約分別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超過7億畝良田。”陳同斌說。

　　農藥、化肥的污染同樣兇猛，中國農科院研究員張維理告訴時代周報，“我國農藥使用量達130萬噸，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

　　而據云南農業大學的一項研究測算，每年大量使用的農藥僅有0.1%左右可以作用于目標病蟲，99.9%的農藥則進入生態系統，造成大量土壤重金屬的有機污染。

　　有專家還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產和消費國，“在不到世界總量1/10的耕地上，每年施用的化肥總量卻達到了世界總量的1/3，單位化肥投放量是美國的1.7倍”。

　　據農業部門近5年來農業環境質量定位監測的結果，湘江流域農產品產地受重金屬污染的面積已逾118萬畝，其中重度污染的約19萬畝，占16%;中度污染的約39萬畝，占33%;輕度污染的超過60萬畝，占50%多。湘江流域已成為湖南全省重金屬污染的重災區，主要污染物為鎘、砷等，尤以鎘的污染最為嚴重，土壤中鎘的超標率高達64%。

　　城市土壤同樣是工業污染的重災區。伴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城市中的工礦企業搬遷改建后，遺留下大量的受污染土地。

　　這些因工廠搬遷等遺留的被污染的工業用地被稱為“棕色地塊”。在這些地方，污染物來源主要是重金屬、電子廢棄物、石化有機污染物和持續性有機污染物四種。它們可通過滲入土壤、地下管道、地下水等緩慢揮發毒性，危害人體甚至可致癌。

　　世界銀行2010年發布的《中國污染場地的修復與再開發的現狀分析》就稱，有關專家在北京、深圳和重慶等城市的調查顯示，“最近幾年工業企業搬遷遺留的場地中有將近1/5存在較嚴重污染”。

　　那么，全中國的受污染土地究竟有多少?2006年，時任環保總局局長的周生賢曾公布過土壤污染的狀況：2006年，全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萬畝，固體廢棄物堆存占地和毀田200萬畝，合計約占耕地總面積的1/10以上，其中多數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不過，也有多位專家明確指出，“這些數據基于上世紀90年代估算而來，已經較老，現在的數據要比上述數據嚴重得多”。

　　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沉淀后，我國土壤重金屬污染正進入集中多發期。在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秘書長任官平看來，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我國土壤重金屬污染所導致的嚴重環境危害事件時有發生，并呈逐步上升趨勢”。

　　早在2006年，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聯合啟動了首次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計劃2010年完成。調查的重點區域是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等地區。

　　據悉，該調查工作已結束近兩年，不過調查結果至今未公布。6月5日，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透露，近期環保部將向國務院常務會議匯報調查結果情況，經國務院批準后會適時公布調查結果。

　　巨資治理

　　土地污染的嚴峻形勢，促使政府不得不投入巨資治理。

　　根據《規劃》，“十二五”期間，用于全國污染土壤修復的中央財政資金將達300億元，而帶動起的產業總投資或達數千億元。

　　陳同斌介紹，雖然我國土壤修復事業起步較早，在“六五”時期就已被提出，但隨后沒有很好地發展。

　　規劃顯示，“十二五”期間，將以目前受重金屬污染最為嚴重的內蒙、江蘇、浙江、江西等14個省區市為試點，全面啟動砷、鉛、鉻、汞等重點污染物的源頭減量和土壤修復治理工作，尤其是對責任主體歷史遺留場地土壤污染，要加大治理修復的投入力度。

　　實際上，對土壤重金屬污染的治理技術盡管種類繁多，但主要分為三個大類，即凈化(通過植物如蜈蚣草和東南景天等來修復污染土壤)、鈍化(通過海泡石等礦物吸附重金屬元素)和避害(用“客土”來轉換污染土壤)。

　　按照規劃，這次全國土壤修復工作將集中向受污染農田、城市“棕色地塊”及工礦區污染場地三大領域推進。

　　其中，城市污染土壤修復主要分歷史遺留和新開發污染兩大領域。城市土壤修復的主流運營模式為治理責任主體單位通過治理工程招標，中標修復公司通過土壤置換進行異地修復。目前，城市污染土壤修復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

　　農田污染土壤修復則主要通過在土壤上種植不進入食物鏈的植物來針對性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屬元素。

　　這次中央資金的投入還包括：啟動國家土壤污染防治與修復重大科技專項。據了解，技術研發和工程試點將成為政策扶持土壤修復的兩大抓手。

　　此外，隨著《規劃》出臺，圍繞土壤修復出臺一系列財政補貼政策。譬如，針對城市歷史遺留污染土地，中央財政提出對不同原責任主體的治理項目將實施30%—45%的財政補助。

　　“治理土壤重金屬污染已成為國家‘十二五’環保工作的重心，但土壤修復目前國內還處于起步階段，在政策強力推動下，產業化將存在巨大潛力。”陳同斌說。

　　據媒體披露，土壤修復產業鏈涉及前期污染狀況評估、后期工程設計運營及污染治理效果監測等主要環節。目前，A股上市公司中涉足這些業務的有工程服務領域的永清環保、鐵漢生態;從事污染物檢測的、華測檢測等。隨著土壤修復產業化全面加速，這些擁有項目及技術儲備的龍頭公司有望集中獲益。

　　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秘書長任官平介紹：“從總體看，我國污染土壤修復決策已從基于污染物總量控制的修復目標，發展到基于污染風險評估的修復導向;技術上已從物理、化學修復，發展到生物修復和自然衰減，從單一技術發展到多技術聯合、綜合集成的工程修復技術;設備也從基于固定式設備的離場修復發展到移動式設備的現場修復。”

　　不過，一些業內人士對當前土壤修復，政府被迫花錢的做法并不認可。在他們看來，此舉對污染企業來說是“污染賺錢走路，政府冤枉買單”。

　　上述專家稱，無論出于“誰受益誰治污”，還是出于“誰污染誰治污”，不少污染土壤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已經破產，政府作為產權所有者應承擔修復責任。同時，應將土壤污染納入環境常態監管。

　　防控難題

　　由于土壤污染延時性的特點，如果不對土壤進行修復，土壤重金屬會不斷累積，現在沒有出現的問題將來也會慢慢出現。然而，在現實情況下，無論是事先的預防和事后的控制，均存在著多種治理難題。

　　首先，土壤污染重，修復成本大，錢從哪兒來?蘇州環境科學研究所所長楊積德曾向記者介紹，蘇州化工廠600多畝，按60%的受污染面積進行治理，每畝666平方米，如挖5米深，即3330立方米，每立方米1.9噸，如每噸土修復需1000元左右，治理要20億元。如按3米深進行治理，也要10多億元。僅一個工廠就是如此，全國范圍內可想而知。

　　本報記者了解到，國土面積差不多的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用于污染土壤修復方面的投資近1000億美元，達到了年平均100億美元的巨大投資規模，若算上通貨膨脹的因素，這筆投資到今天相當于300億至400億美元。“5年才300個億人民幣肯定遠遠不夠。”

　　除了資金因素外，治土技術的欠缺是擺在毒地治理面前的第二道難關。由于土壤修復耗時長、耗資大、處置過程更復雜，而且很容易產生二次污染，目前土壤污染類型多樣，呈現新老污染物并存、無機有機復合污染的局面。

　　在北京環科院副院長姜林看來，國內專業化的修復企業很少，多數仍處在發展的初步階段。

　　按照土壤修復的程序，修復企業先要對污染場地進行環境評價，跟人生病去醫院“看病、診斷、治療”的程序類似，土壤采樣、實驗室化驗、分析診斷都是必需環節。

　　缺乏相關法律與國家技術標準是第三個難題，“我國土壤重金屬缺乏相應的標準，沒有耕地重金屬評價指標體系，無法正確評價耕地的環境質量。”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陳夢舫說。

　　在他看來，國家要盡快出臺《土壤修復法》等相關法律與土壤修復的國家技術標準，使土壤修復有法有據。

　　本報記者掌握的情況是，已經開展修復的北京、武漢、重慶、廣西等省區市遵循的都是地方環保部門出臺的標準。

　　在一些受訪的業內人士來看，除了上述困難外，土地治理，最為關鍵的，仍是管理體制的理順和地方政府的決心。